接访不力将追责,公布贪腐信息可免责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60年前,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为年轻的共和国奠定了法制基础。
现行宪法自颁布至今已逾三十年。30多年发展历程证明,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根本法制保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人们期盼会议对进一步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
铭刻党和人民意志,宪法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需要体现人民共同意愿的法制基础,需要制定人民共和国的总章程——宪法。
1954年9月20日下午5时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决结果:投票数共1197张,同意票1197张,全场一片欢腾。宪法全票通过,确立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宪法,在东方大地上第一次与人民的意愿高度契合。
这部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崭新国家熔铸人民意志根基的最广泛动员——第一部宪法草案公布后的近三个月时间里参与讨论人数达1.5亿:宪法起草委员会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民众对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补充意见118万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二局局长艾志鸿说:“这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的创举,从此之后,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也成为凝聚人民智慧的重要方式之一。”
民主法制的精神薪火相传。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宪法——穿越近30载岁月,实现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精神对接”。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热切地呼唤着民主和法制。
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时指出:“这次全民讨论的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广,足以表明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界人士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热情的高涨。……全民讨论中也提出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着广泛深刻的变革,宪法伴随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不断演进。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使我国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不断与时俱进。
宪法,把党和人民意志书写在庄严的文本之上。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规定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
实践无止境。宪法在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的过程中,保持着持久生命力。
促进国家社会改革发展,推动法治国家进程
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
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宪法指引其他法律法规制定。
2007年施行的物权法全面体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其第一条开宗明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体现了宪法和物权法的精神,修正了搬迁制度的滞后规定,规范了房屋征收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201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写入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等7个方面的法条增修,都有宪法精神的体现。
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宪法就是这棵大树的稳固根基。
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生活基本原则和社会活动根本准则。
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有力推进,作为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重要方式的基层民主健康发展,公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形式更加丰富……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认为,推进依法治国要倍加重视宪法的作用。通过宪法、法律法规,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化、定型化、精细化,以便在国家治理中得以执行和遵守。
维护宪法权威,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专家指出,当前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认为:“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的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文化与力量,表现为宪法至上,所有的公权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
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是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
宪法是对国家权力运行、公民权利保障等深思熟虑的设计。只有通过具体制度安排,将宪法转化为制度支撑,才能使宪法融入社会生活、走进人民心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韩大元说:“维护宪法权威要树立健全的宪法文化。这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期待四中全会后,宪法权威得到进一步维护,法治发展有一个新变化。”

“人肉搜索”、“网络水军”、“有偿删帖”……网络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也因侵权事件平添了一些烦恼。
10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连同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形成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
3位全程参与该部司法解释制定的专家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司法解释统一、细化了网络侵权法律适用标准,明确了网络言论自由边界,对于规范网络行为、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适应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
“司法解释细化了侵权责任法第36条有关网络侵权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说,此前,因为立法规定较为原则,司法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知道”、“通知”都没有统一标准。司法解释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精神,结合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在充分考虑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前提下,为民事主体权益保护提供充分的司法手段。稳妥保护网络言论自由边界、公民权利保护、互联网行业发展3方面权益,对明确各方责任承担界限、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意义特别重大。
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蔡雄山认为,此次司法解释通过召开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尤其是多次听取了互联网企业的意见,体现了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思路。以“通知删除”的时限为例,最开始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自接到被侵权人的有效通知之时起24小时需要删除侵权内容,否则需要承担责任。听取各方意见后,正式解释改为考虑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为“及时删除”。正式解释考虑了实践中纷繁复杂的具体情况,统一规定时限没有可操作性,避免该通知制度被滥用,同时,也避免大量恶意“通知删除”而抑制言论自由,适应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
专家们表示,司法解释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侵权的认定、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程度认定问题等行业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对相关司法实践及企业合规等具有指导意义。
自媒体转载改标题也侵权
近年来,诸多影响恶劣的网络侵权案件和网络谣言事件中,自媒体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转载有过错就应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就没有问题。有的信息转载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加了标题、中间融入自己个人观点那就有问题。”杨立新说,应当综合考虑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显程度;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公众的可能性。
“这是国内首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确定自媒体转发的责任,对于规范网络秩序,减少网络违法信息传播,明确“大V”等网络公众人物传播责任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网络信息转载的限制并不会影响表达自由,在网络中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大V”、“大咖”更需要核实信息,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或是转载的是裸照、暴力等本身就有问题的内容才会受到限制。
“在传统传播法上,转载属于不完全抗辩事由,可以减轻承担侵权责任,但要区分转载主体的性质。”朱巍告诉记者,解释对于转载主体的身份进行了区分,目的在于约束网络“大V”等公众人物的转载行为。拥有的粉丝众多意味着表达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就越高。
将个人信息上升为人格权
“人肉搜索”是把双刃剑,一位网友这样形容“如果你爱他,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也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近年来,网友“人肉”出了不少贪官,但频发的“人肉”致死事件也让许多普通公民感到不安。
杨立新表示,司法解释再次强调了个人信息不能在网络上擅自被公开。司法解释第12条指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我国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性法规有200多个,但比较零散,司法解释第一次将个人信息上升为人格权进行保护。”朱巍说,该条规定对敏感信息做出说明,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出去,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对这一部分信息给予最高级别的保护。
“人肉搜索”不能一棒子打死,司法解释同时也开了个口子,如规定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等。
“个人信息有的时候是可以被合理使用的,比如‘表哥’、‘房叔’、‘房婶’的情况,为反腐利用网络进行‘人肉搜索’,公布敏感信息,同样可以免责。”朱巍说。
无需举证说理由即可删帖
“司法解释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具有通知删除义务,过去被侵权人要求删除需要提供被侵权的一般证据,此次司法解释则强调理由,即被侵权人只要提供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即可。”杨立新说。
朱巍表示,按照“避风港规则”(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因此适用“不通知、不负责;你通知、我删除、我免责”),原告或者被侵权人要求网站删除侵权信息需要提供构成侵权的一般证据。但司法解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就可以删了,不删就有相应的后果。
司法解释指出,通知需要具备以下3方面内容:通知人的姓名(名称)和联系方式;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
“司法解释还明确网站应及时删除侵权信息。就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性质、有效通知的形式和准确程度、网络信息侵害权益的类型和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杨立新说。
朱巍告诉记者,过去被侵权人要求网站删除信息,需要提供自己的联络方式、被侵权的相关链接和证据,司法解释将证据换成了理由,被侵权人只要说明理由即可,可以更加快捷地主张权利。
“网站只是商事主体没有权力判断证据,不能充当法官的职责,判断证据是否充分。司法解释厘清了网站、被侵权人和发帖人的关系。”朱巍说。
水军非法删帖担连带责任
实践中,以非法删帖服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灰色产业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技术的不对等性,发布侵权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具备技术优势。
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擅自篡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蔡雄山说,目前,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内容、社区和商务高度结合的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定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的“知道”,需要更加慎重。如果司法裁判中认定的标准过严,会造成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过重,可能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自我审查过严,经营负担加大,进而影响合法信息的自由传播,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如果司法裁判中的标准过宽,则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放纵甚至主动实施侵权行为。
“司法解释列举了7种情形,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明知,有利于规范互联网行业科学有序发展。”蔡雄山说。
加大对被侵权人权益保护
“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维权成本高,利用网络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司法解释规定,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财产损失。”杨立新说。
他指出,司法解释当中关于责任的承担,主要是体现在第16条、17条和18条中。第17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关于财产损失,侵权责任法已经明确规定,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予以赔偿。财产损失如何计算?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取证的费用、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费用,比如律师费等都可以作为财产损失予以赔偿。此外,司法解释还规定,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这一明确规定极大加大司法保护被侵权人力度,有利于遏制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进而实现网络环境规范有序。”杨立新说。

信访函件在部门之间“踢皮球”、信访事项办理久拖未决、处理意见敷衍了事……长期以来,一些基层单位对待信访问题不够重视,导致群众越级走访、闹访现象不断发生。10月15日,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信初访办理工作的办法》。自今年11月1日起,信访部门将加强对初信初访事项的督查督办,未履行督办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信访机构将被追责。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范小毛认为,办法旨在“为民”,着力把初信初访问题及时解决在群众家门口和问题属地,还体现了“依法”,即强调运用法治思维,从制度机制上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信访工作环境。
哪些信访属于初信初访范围?办法严格界定了初信初访的概念,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网上投诉、电话、走访等形式,首次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或者投诉请求,依法应由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活动。为防止信访人就同一事项向其他机关提出信访,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将由受理机关录入信访信息系统,各部门可共享信息,以便于判断和防止重信重访。
办法明确实行首办负责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机构在收到初信初访事项后,应在15日内按投诉请求类、意见建议类、揭发控告类和重大紧急类等情况,分别交送有权处理机关或报送有关领导,并对具备回复条件的信访人以电话、书面等形式反馈。若信访机关未按规定登记、转送、交办,或未履行督办职责,将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责。
办法要求,对应受理却未受理、不反馈结果或不执行处理意见、群众评价不满意且引发重复走访、越级走访等问题的事项,信访部门将及时督办并提出改进建议,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向有关地方和部门提请追责。
办法特别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有权处理机关应为信访人查询办理情况提供便利,部分事项的办理过程和结果应在网上公开。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自2013年年会以来,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线,不断加强审判理论研究与组织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人民法院的科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重大课题发布:司法理论动态的“风向标”
2014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年度审判理论课题,其中包括15个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和主要面向中基层法院法官的15个一般性课题,向全国各级法院和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公开招标。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学理论界对最高法院审判理论课题的招标高度重视,参与的热情十分高涨,共有17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41个中级人民法院和38个基层人民法院参加申报,其中有10名大法官作为课题主持人,还有30所科研院校组织了申报,一批知名法学专家学者也积极申报课题。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理论课题招标源于2011年,那一年,为了更好地提升审判理论研究水平,吸引更多专家学者和社会有识之士参与到审判理论研究工作中来,最高人民法院创设了审判理论重大课题与司法调研重大课题招标制度。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以此为抓手,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及统筹管理工作,每年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面向社会发布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内容涉及深化司法改革、法院文化建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审判管理创新等多个人民法院工作重点和热点问题,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许多已经转化为立法建议、工作建议、司法建议和重大决策等,取得了良好的理论成果和社会效果。
借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法学会等课题发布单位的成熟做法,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采用书面评审方式,由院内外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初评,最后经院领导批准确定中标单位。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还依托审判理论研究会,坚持发布年度“理论工作要点”制度,这个“要点”对于法院系统和法学理论界观察和研究司法理论动态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研究成果转化:高层决策参考的“大智库”
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氛围是审判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一年来,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积极培育,加强组织,努力以学术活动促进理论研究,以理论研究促进司法审判,创新研究成果转化方式,不断拓展理论界与实务界交流合作方式,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增强了研究会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2014年起,研究会开始编辑出版《中国审判理论研究年度报告》,及时梳理汇集研究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年度审判理论研究成果,为领导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为审判理论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对于更好地服务审判工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和司法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定期向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各部门呈报科研信息成果,使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研究报告直接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决策视野,为人民法院的科学发展提供及时的智力支持,也是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的重要职责之一。研究会持续编写《司法决策参考》,刊登了数十份有分量的研究文稿,得到了周强院长以及其他院领导的多次批示肯定,有的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成为最高法院党组决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参考,实现了研究成果的有效利用。
研究会还贯彻精品原则,全力打造《人民法院理论研究丛书》和《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丛书》,积极促进专业委员会年会研究成果的转化。经过连续几年的精心培育,这两套丛书已经成为法学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丛书,成为人民法院理论建设优秀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
学术研究交流:推进理论创新的“新平台”
一年来,在研究会秘书处的统筹协调下,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15个专业委员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理论研讨等各种学术活动,深化理论研究,推进成果转化,在全国法院系统形成了较为浓厚的理论研究氛围。
2013年12月,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审判管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同期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座谈会,研究会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海峡两岸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举办了“两岸协议实施的司法保障研讨会”,金融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开展了“自贸区金融司法前瞻性研究”并发布了金融审判白皮书,涉外审判专业委员会研究提出了“走出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司法建议”,在业内外都引起较大反响,对人民法院相关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研究会还发挥平台作用,积极开展环境司法研究,重点围绕环境司法的理论、制度以及环境司法方法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研究活动,并参与了“中欧环境治理项目——中国西部环境维权能力建设”、“第四届中欧社会生态与发展比较论坛”等国际项目;积极开展性别与法律研究,对《关于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进行了社会性别评估并提出建议,与美国律协合作举办了两期刑事法官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技能的互动式培训,6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刑事法官参加了培训。
研究会还积极出版文集,促进了相关研究成果转化。海峡两岸审判理论专委会编辑出版了《涉台典型案例选》以及《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热点问题研究》;民商事专委会编辑出版《天津法官论丛》;金融审判理论专委会发布金融审判系列白皮书及2013年十大金融案例;涉外专委会出版《中国涉外商事审判研究》;知识产权专委会编辑出版《中国知识产权审判研究》,这些文集的出版,都成为了各专业委员会的品牌,成为了推进审判理论创新的“新平台”。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始终以正确的方向、扎实的作风,在中国审判理论领域努力耕耘,为法治中国的建设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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